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并对推进法学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涉外学科等学科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
法理学学科应充分吸纳这些新命题新论断，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认识进行再提炼、再升华，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说服力。第三，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创新性发展中华法律文明精华，让中华法律文明在当代世界焕发光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第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更好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需要提炼好中华法律文明标识，讲好中华法律文明故事。第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
但是，这些本土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为在政法系统内部流行的行业性语汇、操作性经验和默会性知识，难以为政法系统圈外人士特别是域外人士所理解，面临有理讲不出、讲了传不远的知识传播困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的丰富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创建出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31]184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律授权英国海军对涉嫌贩运奴隶的船只可以像对待海盗那样捉拿惩罚。
这些特点构成福音派教义（Evangelicalism）的基础。[75] 最初的废奴主义者多为贵格会信徒。[48]顺便提一下，1888年以后由法国红衣主教、阿尔及尔大主教夏尔·拉维热里（Charles Lavigerie）推动的反对奴隶贸易的大众运动，对《布鲁塞尔议定书》的制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殖民地有3万名白人和2.8万余名自由的黑白混血有色人种被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奴隶制。
会议所通过的《德班宣言》（Durban Declaration）第13段指出：我们承认奴役和奴隶贸易，包括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不仅在于其骇人听闻的野蛮，而且也在于其有组织性质的规模特别是对受害者实质的否定……。并依照该国既定的、有效的程序和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判决。
议定书责成缔约各国立法机构在签署议定书一年内通过刑法规定惩治暴力捕获、押送、运输和买卖奴隶者（第5—19条）。[148] 虽然奴役（Enslavement）已被当代国际法确定为国际犯罪即危害人类罪，[149]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如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和变相的奴隶制（如劳改营、强迫劳动等）。[109]圣多明戈的黑人起义，即海地革命有双重意义：废除种族奴隶制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沙普是军械署的一个普通职员，并未接受过法律训练，但他通过介入一些诉讼和写作确立了废奴主义者的名声。
因此，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更热衷于说服其他国家签订一项禁止奴隶贸易的多边条约。180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奴隶贩运一起主导了大西洋奴隶贸易，所贩奴隶占18世纪被驱逐到美洲的所有非洲人的90%以上。[151] 【注释省略】 进入 龚刃韧 的专栏。民族主义意味着竞争和领土。
作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地的遗毒——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在世界各国远未消除，而且还广泛存在着对非洲后裔的系统性歧视。为完成这一使命，1802年1月，拿破仑派遣军队前往镇压。
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条约监督机制。然而，从国际社会禁止奴隶贸易的角度来看，英国关于禁止奴隶贸易的国际影响最大，举措也最为严厉。
[86]卫斯理对宗教宽容、自由意志和反奴隶制的信仰与启蒙运动有亲缘关系。新大陆的奴隶制供应了北大西洋超过95%的糖。1772年6月22日，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下达判决指出：奴隶制的状态是这样一种性质，它不能基于任何理由、道德或政治引入。[9]大规模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构成近代欧洲转向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圣多明戈因为支持和反对将公民身份扩大到自由的有色人种而四分五裂，1791年8月北部平原爆发了一场有2万名奴隶参与的奴隶起义，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叛乱。1804年后，反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运动在英国重新兴起。
1784年后，所有的奴隶主都被循道宗逐出教会。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反常现象，而是其核心。
二百年后的2006年11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为题的决议称，确认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在会议前夕，英国政府决定争取在最后协定中写进反对奴隶贸易条款。
然而，由于废奴主义者与英国政客立场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废奴主义者隐藏了人道主义动机，而从国家和军事利益出发，大力推动议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法案。对奴隶贸易态度的关键性转变既不是因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经济变得多余，也不是因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是因为一场公众和议会舆论的革命。
但圣多明戈人民的起义没有停止，在杜桑的前助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等人的领导下，起义军在1804年1月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英国立法废除奴隶贸易之后，仍有一些英国贸易商人受利润诱惑，铤而走险从事贩奴走私贸易，但遭到英国法律越来越严厉的惩罚。[58]那么，为什么社会等级森严而非民主平等的英国，突然从世界上最大的黑奴贩运国转变为在国际社会带头推动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呢？这存在以下多方面的因素。[110] 海地革命也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废奴运动。
克拉克森被伦敦委员会聘为专职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被派到法国鼓励废奴主义者利用法国革命的情势开展废奴运动，并向英国提供了法国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使用的大量实证的信息。因此，欧洲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并改换非洲现有的奴役形式。
[122] （五）英国普通法判例的影响 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普通法判例即1772年英国王座法庭审理的萨默赛特诉斯图尔特案（Somerset v. Stewart），对英国废奴主义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833年，英国议会收到了5,000多份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近150万人签名，其中包括一份半英里长的被缝制并粘贴在一起的请愿书，上有35万名妇女签名。
（第42条）为此，在对受嫌疑船只呼唤并告知检查意图后，可以派一艘由一个身着军装的军官指挥的小艇上船临检。[130] 由此可见，萨默赛特案判决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没有改变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奴隶制法律，而且还被后来的判例所改变。
到19世纪50年代末，问题不再是自由劳工能否把奴隶赶出市场，而是在西印度群岛自由劳工是否具有商业竞争力。1783年3月，在第一次审判中，陪审团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32] 另一个机制是设立具有司法职能的双边混合委员会（mixed commissions），也被称为混合法院。1792年，英国议会收到519份废奴请愿书，约40万人签名。
第一个机制是相互搜查权（right of search）。《布鲁塞尔议定书》对终结一些地区的奴隶贸易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7]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强制性跨洋迁徙，也被视为对黑人的大屠杀（black Holocaust）。柯廷通过对从欧洲各国向美洲殖民地输入奴隶的详细统计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自1451年至1870年，约956.6万至1,000万黑人奴隶被贩运到美洲。
[93] 伦敦委员会中最活跃的委员是剑桥大学毕业生、福音派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由于不赞成法定宗教或主流教派，许多贵格会信徒逃离到北美殖民地寻求庇护。
